事情就此告一段落。然而此后的续集告诉我们，这一切，只不过是热身运动。
问题的根源在于“铁三角”。科场舞弊事件完结后，这三位拍对了马屁的仁兄都升了官：江东之升任光禄寺少卿，李植任太仆寺少卿，羊可立为尚宝司少卿。
太仆寺少卿是管养马的，算是助理弼马温，正四品；光禄寺少卿管吃饭宴请，是个肥差，正五品；尚宝司少卿管公文件，是机要部门，从五品。
换句话说，这三个官各有各的好处，却并不大，可见万历同志心里有谱：给你们安排好工作，小事来帮忙，大事别掺和。这三位兄弟悟性不高，没明白其中的含义，给点儿颜色就准备开染坊，虽然职务不高，权力不大，却都很有追求，可谓是手揣两块钱，心怀五百万，欢欣鼓舞之余，准备接着干。
而这一次，他们吸取了上次的教训，打算捏软柿子，将矛头对准了另一个目标——潘季驯。
可怜潘季驯同志，其实他并不是申时行的人，说到底，不过是个搞水利的技术员。高拱在时，他干，张居正在时，他也干，是个标准的老好人，无非是看不过去，说了几句公道话，就成了打击对象。话虽如此，但此人一向人缘不错，又属于特殊的科技人才，还干着司法部部长（刑部尚书），不是那么容易搞定的。可是李植只用了一封奏疏，就彻底终结了他。这封奏疏彻底证明了李先生的厚黑水平，非但绝口不提申时行，连潘技术员本人都不骂，只说了两件事——张居正当政时，潘季驯和他关系亲密，经常走动；张居正死后抄家，潘季驯曾几次上疏说情。
这就够了。
申时行的亲信，不要紧，个人问题，不要紧，张居正的同伙，就要命了。没过多久，兢兢业业的潘师傅就被革去所有职务，从部长一踩到底，回家当了老百姓。
这件事干得实在太过龌龊，许多言官也看不下去了。御史董子行和李栋分别上疏，为潘季驯求情，却被万历驳回，还罚了一年工资。
有皇帝撑腰，“铁三角”越发肆无忌惮，把战火直接烧到了内阁的身上，而且下手也特别狠，明的暗的都来，先是写匿名信，说大学士许国安排人手，准备修理李植、江东之。之后又明目张胆地弹劾申时行的亲信，不断发起挑衅。
部长垮台，首辅被整，闹到这个份儿上，已经是人人自危，鬼才知道下个倒霉的是谁，连江东之当年的好友，刑科给事中刘尚志也憋不住了，站出来大吼一声：
“你们要把当年和张居正共事过的人全都赶走，才肯甘休吗（尽行罢斥而后已乎）？！”
然而让人费解的是，在这片狂风骤雨之中，有一个人却始终保持着沉默。面对漫天阴云，申时行十分镇定，既不吵，也不闹，怡然自得。这事要换在张居正头上，那可就了不得了，以这位仁兄的脾气，免不了先回骂两句，然后亲自上阵，罢官、打屁股、搞批判，不搞臭搞倒誓不罢休。刘台、赵用贤等人，就是先进典型。
就能力与天赋而言，申时行不如张居正，但在这方面，他却远远地超越了张先生。
申首辅很清楚，张居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务天才，而像刘台、江东之这类人，除了嘴皮子利索，口水旺盛外，干工作也就是个白痴水平。和他们去较真儿，那是要倒霉的，因为这帮人会把对手拉进他们的档次，并凭借自己在白痴水平长期的工作经验，战胜敌人。
所以在他看来，李植、江东之这类人，不过是跳梁小丑，并无致命威胁，无须等待多久，他们就将露出破绽。所谓宽宏大量，胸怀宽广之外，只因对手档次太低。
然而“铁三角”似乎没有这个觉悟，万历十三年（1585）八月，他们再一次发动了进攻。
事情是这样的，为了给万历修建陵墓，申时行前往大峪山监督施工，本打算打地基，结果挖出了石头。
在今天看来，这实在不算个事，把石头弄走就行了。可在当时，这就是个掉脑袋的事。
皇帝的陵寝，都是精心挑选的风水宝地，要保证皇帝大人死后，也得躺得舒坦，竟然挑了这么块石头地，存心不让皇上好好死，是何居心？
罪名有了，可申时行毕竟只是监工，要把他拉下马，必须要接着想办法。经过一番打探，办法找到了，原来这块地是礼部尚书徐学谟挑的。这个人不但是申时行的亲家，还是同乡。很明显，他选择这块破地，给皇上找麻烦，是有企图的，是用心不良的，是受到指使的。
只要咬死两人的关系，就能把申时行彻底拖下水，而这帮野心极大的人，也早已物色好了首辅的继任者，只要申时行被弹劾下台，就立即推荐此人上台，并借此控制朝局。这就是他们的计划。
然而，这个看似万无一失的计划，却有两个致命的破绽。
几天之后，三人同时上疏，弹劾陵墓用地选得极差，申时行玩忽职守，任用私人，言辞十分激烈。
在规模空前的攻击面前，申时行却毫不慌张，只是随意上了封奏疏说明情况，因为他知道，这帮人很快就要倒霉了。
一天之后，万历下文回复：“阁臣（指申时行）是辅佐政务的，你们以为是风水先生吗（岂责以堪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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