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家里就给他娶了老婆，后来还生了个女儿，一家人过得还不错。
但为了快乐的混混生活，魏忠贤坚定地抛弃了家庭，在他尚未成为太监之前，四处寻花问柳，城中的大小妓院，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家里仅有的一点儿钱财，也被他用光用尽。
被债主逼上门的魏忠贤，终于翻然悔悟，经过仔细反省，他发现，原来自己并非一无所有——还有个女儿。
于是，他义无反顾地卖掉了自己的女儿，以极其坚定的决心和勇气，还清赌债。
能干出这种事情的人，也就不是人了。魏忠贤的老婆受不了，离家出走改嫁了，应该说，这个决定很正确，因为按当时的情形看，下一个被卖的，很可能是她。
原本只有家，现在连家都没了，卖无可卖的魏忠贤再次陷入了困境。被债主逼上门的魏忠贤，再次翻然悔悟，经过再次反省，他再次发现，原来自己并非一无所有，事实上，还多了件东西。只要丢掉这件东西，就能找一份好工作——太监。这并非魏忠贤的个人想法，事实上在当地，这是许多人的共识。
魏忠贤所在的直隶省河间府，一向盛产太监。由于此地距离京城很近，且比较穷，从来都是宫中太监的主要产地，并形成了固定产业，也算是当地创收的一种主要方式。
混混都混不下去，人生失败到这个程度，必须豁出去了。经过短期的激烈思想斗争，魏忠贤树立了当太监的远大理想，然而，当他决心在太监的大道上奋勇前进的时候，才惊奇地发现，原来要当一名太监，是很难的。
一直以来，在人们的心目中，做太监，是迫于无奈，是没办法的办法。现在，我要严肃地告诉你，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太监，是一份工作，极其热门的工作，而想成为一名太监，是很难的。事实上，太监这个职业之所以出现，只是因为一个极其简单的原因——宫里只有女人。
由于老婆太多，忙不过来，为保证皇帝陛下不戴绿帽子（这是很有可能的），宫里不能进男人。可问题是，宫里太大，上千人吃喝拉撒，重活累活得有人干，女的干不了，男的不能进，只好不男不女了。
换句话说，太监其实就是进城干活的劳工，唯一不同的是，他们的工作地点是皇宫。
既然是劳工，就有用工指标，毕竟太监也有个新陈代谢，老太监死了，新太监才能进。也就是说，每年录取太监的比例相当低。
有多低呢？我统计了一下，大致是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而且哪年招还说不准，今年要是不缺人，就不招。
对于有志于踏入这一热门行业，成为合格太监的众多有志青年而言，这是一个十分残酷的事实。因为这意味着，在一百个符合条件（割了）的人中，只有十到十五人，能够成为光荣的太监。
事实上，自明代中期，每年都有上千名符合条件（割过了），却没法入宫的太监（候选）在京城等着。
要知道，万一切了，又当不了太监，那就惨了，虽说太监很吃香，但归根结底，吃香的只是太监的工资收入，不是太监本人。对于这类“割了”的人，人民群众是相当鄙视的。
所以众多未能成功入选的太监候选人，既不能入宫，也不能回家，只能在京城混，后来混得人越来越多，严重影响了京城社会治安的稳定。为此，明朝政府曾颁布法令：未经允许，不得擅自阉割。
我一直相信，世事皆有可能。
太监之所以如此热门，除了能够找工作、混饭吃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权力。
公正地讲，明代是一个公正的朝代。任何一个平凡的人，哪怕是八辈贫农，全家只有一条裤子，只要出个能读书的，就能当官，就能进入朝廷，最终掌控无数人的命运。
唯一的问题在于，这条道路虽然公正，却不平坦。因为平凡的人是很多的，且大都不安分，要想金榜题名，考中进士，走着上去是不行的，一般都得踩着上去——踩着那些被你淘汰的人。明朝的进士，三年考一次，每次录取名额平均一百多人，也就是说，平均每年能进入朝廷，看见皇帝大人尊容的，只有三四十人。而决定所有人命运的，只是那张白纸和几道考试的题目。
同一张纸，同一道题目，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不同的脑袋，不同的手。
能否出人头地，只能靠你自己，靠你那非凡的智力、领悟力，以及你那必定能够超越常人、必定与众不同的信念。
所以我一直认为，科举制度，是一种杰出的、科学的人才选拔制度，它杜绝了自东汉以来腐败不堪的门阀制度，最大地保证了人才的选拔，虽然它并不完美，却亦无法取代。
当然，事情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因为当你考上了进士，脱离了科举体系，就会发现，自己进入了另一个全新的体系——文官体系。
在那个体系中，你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员，还要熬资历、干工作、斗智斗勇，经过几十年的磨砺之后，你才能成为精英中的精英，并具备足够的智商和经验，领导这个伟大的国度继续前进。
这就是于谦、李贤、徐阶、张居正、申时行等人的成功之道，也是必经之道。虽然他们都具有优异的天赋、坚忍的性格、坎坷的经历，但要想名留千古，这是无法逃避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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