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婧开门回家时，我已经斜倚在沙发上睡着了。
余婧走路有些飘，嘴里喷出一股酒气。
我想任何一个男人也不会对深夜才回家且带着酒味的老婆笑脸相迎的，我没好气地问她：“你到哪里去了？还喝了酒？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余婧摇头晃脑地说：“一家建筑公司请处里的人吃饭，无论如何也要我喝几杯，我也没办法。”
我说：“看来你现在倒比我忙多了。”
余婧不在意地说：“又没谁规定女人就一定比男人清闲。你母亲有什么事吗？”
我不想给她谈小天下岗的事，就说，“也没什么事，主要是久了没去，她有点想我们了。”
余婧带着嘲讽的口吻：“到底是想‘我’，还是想‘我们’？”
我只好说：“信不信随你，你怎么就总是和我母亲搞不好呢？她一个老年人了，你何必总是和她计较？”
余婧的嗓门高了起来：“我是和你母亲搞不好，可你和我母亲搞好了吗？”
结婚四年来，去年，余婧的母亲终于从古城来了一次西都，这也是我和她几年后的第一次见面，双方都有些心照不宣。我们彼此保持着富有警惕的热情和客套，常常在几句套话之后陷入相对无言的沉默。
为了避免这种沉默带来的尴尬，余婧的母亲住在家里的那几天，我只能找些借口不回家吃饭，同在一个饭桌上，那种只能听到各自咀嚼声的冷场令人有些如坐针毡。我没有意料到的是，我的回避带来了沉重的后果：后来，余婧坚决认为，是我不愿意和她母亲修好，没有尽到一个女婿最起码的礼貌和义务。
更为严重的是，余婧的母亲到西都小住，并不仅仅是看女儿那么简单，其实她一直都在努力把余婧从我身边弄走――她从来就没有放弃过说服余婧到美国去。
要命的是，这时的余婧已经不再是师大读书时的纯情少女了，而我在她的眼里，虽然还不能说已经完全贬值，可无论如何也不再是原来的重量。
冲突是在余婧的父母离开西都的那个晚上发生的。那天晚上，考虑到余婧的母亲毕竟是我的岳母，无论如何也该找家好点的餐馆请他们吃顿饭。下午，我联系了一家著名的川菜馆，预订了一个包间。
晚上，我给母亲打了个电话，让她和小天也来参加。
席间，大家都心照不宣地谈论着天气和餐饮，活泼的凡凡一会儿要水果，一会儿要牛奶，倒也显得其乐融融。事情坏就坏在母亲由凡凡说起的一席话，她语重心长地对余婧说：“小婧呀，你和小乐也该考虑要个孩子了，你看凡凡都上幼儿园了，小天可是比小乐还小几岁呢。”
余婧说：“孩子早晚肯定是要的，可现在我们的条件这么差，还要生小孩，那不是对自己的下一代不负责嘛。”
母亲有些不满余婧的说法：“你们的条件已经不差了嘛，比小天好过多了，依我看，没有孩子的家庭，根本就不像个家的样子。女人啦，只有生了小孩，心才能放到家里。”
母亲的话的确有些不得体，可并不是针对余婧。偏偏余婧的母亲是那种哪怕语言上也不能吃半点亏的女强人，她立即反驳母亲：“小婧年纪还小，她们的条件的确也有待改善，我的意见也是不要忙着生小孩，她舅舅在美国三番五次地写信打电话，要她过去留学，学校都选好了呢。”
母亲很吃惊，她只知道余婧的母亲在我和余婧恋爱时坚决反对，没想到几年后还想送余婧到美国去，当然也就有些生气：“小婧到美国，那小乐怎么办？他们好端端的一个家，不就给拆散了吗？我看这事情行不通。”
余婧用筷子敲着面前的盘子：“好了，好了，你们别争了，去不去美国，我自己拿主意，不要你们瞎操心。”
一餐饭就这样吃了个不欢而散。更要命的是，原本说好第二天余婧的父母到车站由我送，可当天晚上，报社汤总编却打电话让我必须一早到新闻出版局参加一个重要会议。这样，第二天早晨，余婧只得带着她的父母打车去了长途汽车站。临别，余老爹和我握了握手，说了两句道别的话，她的母亲却正眼也没看我一下。我跟她打招呼，她从鼻孔里发出一个短促的鼻音代替回答。
按我后来的揣测，关于去美国留学，余婧是动了心的。当然她也知道，去美国，其实也就意味着我们关系的解体。有几次，她试探着问我：“小乐，要不我真的去美国留学，你看行不？我先出去，最多一年半载的，就让我舅舅把你也办出去。”
我说：“我英语不好，还吃不惯西餐，你让我到美国怎么活？”
余婧说：“英语不好，可以学嘛，吃不惯西餐，我给你做川菜。”
我只能苦笑：“美国真的那么有吸引力吗？”
也就从那餐晚饭的冲突开始，余婧几乎再也没有到过我母亲和小天的家。有时，回想起在师大校园里和余婧的海誓山盟，以及我刚到西都时两人偶尔见面的激动和幸福，常常会生出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看来，面对强大的时光，再特质的感情也会遭到腐蚀，而婚姻，正是这种腐蚀的催化剂。
靠在床头，胡乱地想着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入了神，直到余婧披着浴巾走进卧室，拿出电吹风吹着湿漉漉的长发，我才回过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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