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柳安和张孝正本来就不是那种，为了爱情就奋不顾身的人。两人在一起之后，也没什么大变化，柳安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并没有受什么影响。
主要是现在大家都有自己的事情做，哪里有多的时间去管对方。特别是张孝正，要是忙起来，半年都可以不带停的那种。
不过陶华的一片好心，柳安她们也不会拒绝。
陶华经历了这件事之后，才算真的是静下心来了，连诗社都不怎么去了，只管忙着自己的学业。
反正现在特殊时期，也没生意可做了，柳安也挺闲，周末也跟着陶华一起泡自习室。
这个时候正是举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时候，各种重要的消息也是不断，张红报亭的报纸都快脱销了，让柳安没事的时候偶尔也去帮了帮忙。
这次会议完全改变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柳安见识过后世的繁华，再看到这个时代的落魄，完全能够体会到改革开放的威力有多大。
其实会议开始前，对内改革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对外开放稍微慢了一点，第二年才开始的。
以大家对政治的敏感性，虽然不知道这些政策的改变会有什么结果，以大家对于领导人的信任，还是坚决拥护那些政策。
就在会议的期间，柳安和张孝正也趁机去把房子给商量着买了，买的就是上次柳安她们看好的那家。
在里面的人刚刚搬完的时候，房主人就把这个房子接收了，基本上能在城里有房子的当年家境都不差，不是自身有家底的，就是会做生意的。毕竟待在城里，买个房子得花多少钱，就不说了。城里的生活开销也不少，要是没钱，在城里根本就待不下去。
所以算起成分来，这些人都是吃了大亏的。很多人都被扣上了资本主义的帽子，在这过去的十年里，受过的苦不知道多少。
柳安买的这个房子的房主是一个68届的毕业生，下放当知青之后，现在又考上了外地的大学，他的父母早就不在了，也不打算会北京这个伤心地了，就委托这边的邻里亲戚帮忙卖一下。
而且房主在乡下带来待了那么久，手上基本也没什么积蓄了，家里面也没亲戚帮扶。本来以为这个房子有生之年都没可能拿回来了，但是既然能拿回来，自然就要拿来解决现在的燃眉之急。
卖房子的那位也知道这屋子是什么情况，叫价也没叫太高，还稍微给柳安留了一点还价的余地。
最终这个房子也只花了两千块钱就拿下了，过完了手续，就去房管所登记了。
只不过柳安还得找泥瓦匠，把这房子稍微修一修。不过这种事情也不用柳安多操心，那些有手艺的人，早就猜到了这种情况，打听好那家院子里的员工搬出去了，房主人要回来住的，全都很自觉的来推销自己，就为了赚点钱。
这种房子基本已经十年没有维修过了，就算有修理，也只是修修房顶，糊糊墙而已。而且每间房都住一家人，所以每间房的损坏程度也不一样，必须得大修一次。张孝正买的隔壁的房子跟柳安的情况也差不多。
所以两套房子，都交给了那些修理房子的人，只花了十来天，整个房子就焕然一新了，只是这钱花的也不少就是了。不过柳安把什么东西都包出去了，材料什么的也不管，所以也没操多少心。
明明上面的通知说，让各个单位尽量克服困难，在十一月中旬的时候，就把大部分的房子退回去。但是做到了这个通知的单位却是寥寥无几，而且那些单位就算愿意做，能力也有限，不能将搬出去的员工安置好，那些员工也不会般。
所以就发生了很多，房主人和住在房子里面的人的纠纷。实在不行，房主人也只有跑到单位去闹，跑到政府去闹。但是就算是闹，也没有多余的房子分出来，总不能让大家露宿街头吧。所以这房子迟迟不能回到房主人的手里。
不过很多被占了房子的都是华侨、高级知识分子、还有爱国人士，所以虽然事情现在不能解决，但是还是能引起上面的重视。
柳安现在的买的这个房子，算不少有多好，解放前也就算是个小富之家。住在这儿的人的情况也都差不多，家里有点小钱，大部分都是开了个铺子做一点小生意。
以前政策是那样，这些人也就只能被动挨打，但是现在政策变了，上面都已经通知了要把房子退回来。这些人自然不会放过收回自己房子的机会，这些人以前本来就是做小生意做惯了的，一个比一个精，也一个比一个狠。合起伙来到人家的单位去闹事，逼得单位不得不赶紧把房子退回来。
但是其他地方的有些人就没那么幸运了，一个人或者几个人去闹，势单力薄，根本就得不到什么结果。或是单位比较领导比较狠的，也不会多管这些闹的人。
就像柳安她们辅导员刘教授，他在北京也有那么一出不大不小的二层小洋楼，不过占了房子的那个单位，现在连个动静都没有，把房子还回来的日子遥遥无期。也幸好，学校都给老师们分了房子。
像刘教授之类的知识分子，肯定是不会像那些小市民一样去闹事的。就算是闹，也就是写一个什么申请，或是什么信到单位去。住在那周围的的，基本都是和刘教授差不多类型的，所以也不能指望他们出什么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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