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起在朗伊尔偶尔遇到的一个年轻工程师。他是个中国人，从小竭尽全力地忙碌，做一个好学生。小学，中学，和大学，都一路顺利读完了。他找到一份工作，做了工程师。但是，他心中不安。他以为这种不安是因为由于同事间剧烈的竞争带来的，所以他决定到北欧继续学业，读一个博士出来，以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他就这样来到挪威。北欧的冬天很长，学校的假期也很长，他决定去旅行，来驱赶孤独。哪里知道独自旅行，更加孤独。
我是在旅馆登记处门外的雪地里遇见他的。他正从滑雪板上下来，滑雪板上绑着行李，后背上背着背囊和来复枪。他选择的是北欧最孤独的旅行方式：滑雪走完北欧四国的北极地带。这时，他已向导师申请休学一年，用在独自旅行上，为了有时间想一想，自己想要如何生活。
其实他很危险，我听说过北欧曾有这样旅行的青年，最后选择了自杀。
人有时也是不能放任自己对孤独的享受，和对自己内心世界的追寻，那个世界并不安全。
该隐的故事让我想到了他在雪地里的样子，他竖起长长的滑雪板，他宝蓝色的防寒面具上方，年轻的黑眼睛由于长时间的独处而闪闪发光。
“会用枪吗？”他出入的，正是北极熊出没的冰川地区，所以我问他。
“会用。也有许可证。”他说。
我们在起居室里喝茶，昏暗而温暖的走廊里，靴底齿缝里的冰雪化了，湿漉漉的。他说要在极寒的冰原上奋力滑行，天地寂静无声，就能思考了。他说二月正是思考最好的季节，因为这时已有了天色，太阳却还未能跃出地平线，冰雪的颜色柔和，变化细微敏感，不会打扰到自己的精神生活。通常的情形是，一个句子黏着在脑海里，久久不去，好像默片时代的黑字幕。
“通常都是些什么句子呢？”我问道。萍水相逢的人，常常能问些深入的问题，而且也能得到真实的回答。能这样做的前提是，彼此从不知道名字，也没可能再见。我们正是这样的。
我想，我们是在对的时间和地点遇到了。
“这些天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句子。”他缓慢地说，“我的不安恐怕是永久性的，与学业无关。”
很可能啊。看上去，他的静默里有些被控制住的哀伤。
“我想知道，我想要怎样的生活。我想那是简单的生活。”他说，“但是怎样的简单合适呢？”
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简单。要听从自己心中的声音去找，才能找到。
这个年轻工程师已知道这一点，所以他要用滑雪板旅行。他要避开所有的声音，所有的人。他得先找到巨大的孤独，然后才能做别的事。命运有时是奇妙的，它指引着他，从温暖宜人的亚热带来到北极的冰原上，曲折迂回，找到的却是自己的孤独。二月的风雪是如此之剧烈，连北极熊都在雪窝里躲着，而他却飞快地滑行。
在我走向自己的内心世界时，想起这个男人。第二天他在登记处结账，滑雪板和枪都留在外面的雪地里。我等在门厅里，为了不与他照面，我怕打扰了他。清静的早晨，天地被阴沉的天色压住，满目冰雪泛出浅灰色的光线。我看见他结完账出来，在雪地里收拾停当，给来复枪上了膛。斯瓦尔巴群岛上雪路漫漫，我看他戴上宝蓝色的面罩，在冰雪上起伏颠簸，滑向他的内心世界。如果他在自己心里遇见那个词：应该，他会怎么对付这个词呢？
隔着长走廊，夜里能听到公共厨房里的冰箱启动声，微轻的“嗒”。因为太静，那声“嗒”，好像幻觉一样地传达过来。我的窗外，越过一大堆雪墙，对着德国站的门。漫漫冬夜，北极熊来了，就站在门外等。德国站的人在屋里困了两天，熊才离开。我第一次见到那个气象学家时，感觉他似乎是在冬眠。他的面孔犹如熟睡般的平静与空洞，但他却睁着眼睛，而且在说话，他说话的声音寂静缓慢，好像声音也在睡梦之中，但却很清晰。他在解释他在北极站的工作，每天向天空放两只安装有检测仪的白色气球，检测仪会传回北极的气象数据。一天中其他的时间，他就处理这些数据。这些年来，为监测北极的气候变化，每天德国站都放出两个一次性使用的气球，迄今为止，已经放出了六千多个气象气球。它们应该是降落在北极的冰原与荒岛以及冰川之上，被无穷无尽的雪花掩埋了。
他总穿一件灰蓝色的羽绒衣。但他总让我感觉到，那六千多个曾经飘浮在北极上空的白色气球就沉浮在他周围，好像他心中的无限思想。那个想象中的情形几乎是美丽的，在铁灰色的天空与蓝色的冰雪之间，白色的气球和穿灰蓝色外套的人。
他是个高大但体形松垮的人，在雪地上走路的时候，摇晃着肩膀，缓慢的，恍惚的，就好像一件挂在阳台上透气，但晚上忘记收回的，穿过的呢大衣，随风摇摆着。
他在食堂吃饭时，那些来自阳光灿烂地方的水果，炸鸡和带有彩色果粒的酸牛奶，与他沉寂黯淡的灰眼睛和发青的皮肤形成尖锐的对照。他缓慢地吞咽食物，好像阴影笼罩住了草地。我总注意地看他，他似乎代表了沉湎于孤寂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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