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扎尔辞典》，pp.291-292
原来，这种安静而松弛的句子，既柔软又温凉，保留着睡梦中深长的呼吸和低体温、慢脉搏，就是从这间屋子里诞生出来的。我记得我爸爸老了的时候，中午睡觉，他卧室里就会慢慢生出一种暖和厚重的空气，像大洋上的低压云那样沉甸甸地压在枕头上方的半空中，广袤而富有故事性，那是我心目中熟睡的空气。站在帕维奇先生旧时的卧室里，我想起爸爸的卧室。我爸爸是个经历复杂的老人，终其一生，我都好奇他到底经历过什么，但他不能说。但这些复杂的东西终于化为卧室里的厚重气氛。
爸爸过世后，母亲就把他们的卧室重新搬过，撤掉了爸爸的床。帕夫人则一直保留着帕维奇先生的卧室，甚至在卧室的椅背上还搭着一条他的领带。但在我看来，还是卧室里这一团姜黄色的昏昏欲睡最为帕维奇。还有一种特别的熟悉夹带着感伤，也许因为我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在这世间我再也见不到他了，也再也见不到帕维奇先生了。
卧室那儿有扇长窗。
从窗子那儿洒下天光。
这是下午一点半钟，帕夫人告诉我，米洛拉德活着的时候，这个钟点就该上床眯一觉了。他计算日子的方法从不用二十四小时为一个时间单位算作一天，而是将十二小时算做一天，所以每到中午就该睡上一觉。他从小就多梦，而且那些梦都非常有文学性，有细节，有人物，还有起承转合。难得的是，他醒来后还都记得清楚那些梦，能复述。所以他们夫妇的下午，常常是由帕维奇先生躺在枕上复述刚得的梦作为开始。
我看见大床后面的长几上放着帕先生当年用过的铅笔和记事本。
然后，帕维奇先生依旧在床上歪着，将一些可以用的梦记在记事本上。他就躺在枕上记录，所以不用钢笔和圆珠笔，只用铅笔。他是一生多梦的人，他说那些八十年来奔涌不已的梦都是上帝给的礼物。“当他讲出来那些梦的时候，好像它们早已梳理完成，只要将它写在纸上，那就应该是小说了。”帕夫人隔着卧室和起居室之间的门对我说道。
原来，这间大小适中的卧室才是帕维奇的捕梦之乡，而不是那张巴洛克书桌，也不是那带有一小块被椅轮磨烂了的地板的书房。《哈扎尔辞典》里，纵横三书的十七世纪故事里面描写的三个在梦里互相追逐的人：塞尔维亚军官阿勃拉姆·勃朗科维奇、来自安纳托利亚的诗琴演奏家尤素福·马苏迪，以及犹太人撒母耳·合罕，他们都与十七世纪时修订整理捕梦教的《哈扎尔辞典》有关，因此，他们也都彼此互相在梦乡中追逐寻找，在梦中生死相依。
我打量着这间卧室，看着窗子那儿的天光，初冬的贝尔格莱德，一过两点，天光也就失去光芒，变成淡淡的姜黄色，与梦境的颜色相似。接着，我在帕夫人告诉过我的、帕维奇先生生前睡的那一侧躺了下来，枕在一个方枕头上，闻到一种不属于东方人身体的体味。心想，帕维奇先生就是在这一侧仰面躺着的时候，制定出小说中那详尽的捕梦规则的吧。
“在你猎梦时，《哈扎尔辞典》中的字句如同猎户在沙滩上发现的狮子的足迹那么至关重要。”
这是帕维奇先生的警告。所以，脱离整本书，光用捕梦故事来取悦自己，也不算一个好读者。但是我就是被捕梦的故事迷住了。
我想起帕夫人的话，她曾是帕维奇先生的学生，至今对帕维奇先生还抱有一种学生对恩师毫无条件的尊敬之情。她说，米洛拉德能写捕梦故事，自有上帝早已为他准备好的天赋，那就是一生伴随他的午睡习惯和午睡时奔腾而来的梦。她未提及作家想象力的问题，也未提及拜占庭时代的宗教气氛与教堂布道给作家的文化底色等等这些帕维奇曾向记者提及的个人精神营养，她只是说了天赋。
我在帕维奇的床上躺着，用我的眼睛打量帕维奇先生在枕上看到的情形。当十七岁的安吉拉穿着她的古典芭蕾装轻盈地来到卧室里，我听着她芭蕾舞鞋的木头鞋尖敲打地板发出的轻柔笃笃声，看到她站到了窗前，举起修长的双臂。
这一年我拍小电影，所谓的作家电影。我带来了安吉拉。她走进来，已不是一个具体的女孩子，而是一个读者在阅读中捕捉到的灵感的象征。她让我想到我从小读小说到入迷时，感受到的那种在时空中飘移的恍惚；那是读者被激起的灵感，与作者得以在纸上交谈时，内心那单纯而神奇的感受。安吉拉身上的短撑裙窸窣作响，她无声地开始舞蹈。
我想，这一定也就是帕维奇先生从梦境中回到现实中的卧室，睁开眼睛时最初的所见。所以，安吉拉也是他的天赋带来的想象力的象征。许多作家的灵感与想象力用吉光片羽来形容正好，但帕维奇拥有的，需要用一个十七岁的红发芭蕾舞者来代表才妥当，因为他的灵感和想象力太完整、太丰富、太有生命力了。
我远远看着安吉拉，用嗓子压着渐渐涌上喉头的啜泣，这是因为突然降临的幸福。我看到了作为读者在书中获得的灵感和作者在这里燃烧过的天赋，在窗前的安吉拉身上合二为一。这个纯洁的具象就在我面前，在窗台前的天光里静静舞蹈，为表达我心中感受到的、却无法看见的所有优美的感受，那样具体而微，又超越了所有地理与时空的现实，那样抽象和超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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