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开始于他的一句问话：“有什么我能帮助你写作的吗？”这本是再普通不过的客气话，我自己常常说，带着唱歌般的轻松。但他却很快真的成了《捕梦之乡——〈哈扎尔辞典〉地理阅读》这本书写作中所有疑问的解答者。在上海，我无法用谷歌（Google）查询帮助的苦恼、找不到中文版的塞尔维亚历史着作以及没有详尽地图的各种困难，被米兰科维奇先生全盘收下。此后，所有对照片内容的认证，所有有关塞尔维亚语和古基里尔文字的翻译，以及地理方位表述的再确认，甚至对用古斯拉夫语演唱的修道院里晚祈祷圣咏内容的译解，都从上海发去他的邮箱。然后，大多数问题在塞尔维亚时间的当天便可以得到回复；复杂的，几天后也会得到详尽的确认与解释。
这是一个我甚至不记得他的侧面长什么样子的人，我只遇到他两个小时。那两个小时里，他觉得应该带我去看普林西普在1914年得到刺杀斐迪南大公手枪的咖啡馆。他站在巴尔干饭店外面的街道上，问：“你能跑吗？没时间了。”我说我能。于是，我们跑着去看金色大白鲸咖啡馆，以及普林西普青铜像。
这次我在奔跑中度过的贝尔格莱德最后一小时，加上2014年我到达贝尔格莱德第一个清晨的老城漫游——那次在米先生的书店橱窗里，我平生第一次见到普林西普招贴画——这样的经历构成了我对贝尔格莱德能遗世独立的认识基础。几个月后，某一次照片再认证时，我才知道，米先生正是2014年普林西普招贴画的出版人。我从未想到过《捕梦之乡——〈哈扎尔辞典〉地理阅读》这本书的写作，能将这样一个人带到我面前的路边，而且让我索取到了这样一种帮助。
如今我熟识了米先生的电邮地址，却怎么也不能回忆起他的样子。我只记得我们在贝尔格莱德暮色重重的街道上奔跑，周遭大楼的窗子一扇扇地亮了，普林西普的青铜像就站在灯影里，还是招贴画里的模样——十七岁的少年。
也许我不应该致谢，因为米先生说：他所有的期待，就是帮助我这样一个亚洲人听清塞尔维亚的心跳。米先生作为一个塞尔维亚最老的出版社总编辑的期待，其实比我的致谢要难多了。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接近了这样伟大的目标，也许我该致歉才更贴切。但愿我没辜负米先生所有的帮助。
致谢塞尔维亚旅游局的阿尼塔·乌斯科克维奇（Mrs.AnetaUskokovic）女士。一年一见，到半年一见这样的节奏，让我们真的成了朋友。我们见面时的微笑，从客气礼貌变成了真心的欢喜。它挂在脸上，好像面晤一道阳光。当我告诉阿尼塔我在她的祖国都有怎样的奇遇，讲故事给她听，放视频给她看，她睁大眼睛，惊叹着。在贝尔格莱德莫斯科饭店楼下的咖啡厅里，她那真挚的模样我不会忘记。
致谢爱尔兰旅游局的简（Jane Stoke）女士。说起来我们已经好久没见面了。她一直都不知道我的《尤利西斯》真的读完了，阅读笔记也真的写出来了。我现在还能清晰地记得她狭长的精致的脸。她为我安排的满满一日——“布鲁姆日”漫游，细心到关照最后一个节目的向导帮我叫车回酒店。在都柏林，喜欢乔伊斯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甚至在六月时，这还是件难以免俗的事。但简每次看到我，没等我开始告诉她我的奇遇，她的眼睛就已经开始放光了。和千里之外的阿尼塔一样，她们都是自己国家真正的推广者。我已经好久没见到简了，但我没有忘记她的模样。
致谢土耳其驻上海领事馆总领事欧兹江·沙辛先生夫妇（Mr.and Mrs.Sahin）。我两次出访土耳其，都是借助于土耳其领事馆和商会的帮助，才得以完成如此丰富漫长的旅行。在土耳其，有历史课可以上，有奥斯曼细密画可以学。有一位在安卡拉工作的女士每天来电询问一次，需要政府出具怎样的证明信，才好让我得以进入不开放给公众的教堂、希腊学校、鲁米清真寺内部，甚至埃迪尔内的一座清真寺呼礼塔的顶部，等等。然后，证明信直接从电邮里传过来，向导到街边小店里去打印出来。拿着这样的证明信，我们就理直气壮去敲门了。
土耳其总领事这个称呼，经由一些着名的欧洲小说，比如杜拉斯的小说，成为一种带有神秘印记与浪漫背景的名称。但当我完成了旅行，在家中养病时，总领事夫妇前来探病。我在我家窗前看到他们相跟着走过花园，手里端着他们在家里为我特地做的红辣椒煮扁豆，因为我告诉过他们那是我想念土耳其时，在家里尝试做的菜。他们进了门，将菜放下，恢复了外交官彬彬有礼的模样，菜还是温的。他们那街坊邻里般关怀的微笑，我不会忘记。
致谢福尔康（Furkan Erdogan）。他是位年轻的穆斯林，学习中国历史，有一头细密的卷发和温和的微笑。他是我第二次在土耳其旅行时的助手；他帮我搬行李、查资料、翻译土耳其语的采访、点菜、赶走一直凝视我的法国姑娘养的猫咪。他给我一切我需要的帮助，只是为了让一个人了解土耳其，了解伊斯兰教。晚上或者下午，累得走不动时，我们就去咖啡馆。我们有自己的学习课程。在那里，我提出问题，他借助强大的土耳其谷歌搜索引擎来确定答案。就这样，我们确定了卡拉伊村是犹太村，而不是黑村。我也因此突然就接近了哈扎尔人，好像做梦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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