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番红花城的山坡上，一百多年的奥斯曼夏季房子里，我们用铁炉子烤栗子吃，度过了一个长旅行中最安静的晚上。我午夜睡醒起来，在仍闻得到栗子香甜气味的奥斯曼式起居室里，看到福尔康面向麦加方向，在做一天里的最后一次祈祷。他将脸转向自己的左肩，又转向自己的右肩，问候他的天使们。当时，土耳其已经有爆炸袭击，也已经有查封报纸这样的事情，但他可以和我一起走在库尔德人的街区，去拍摄墙上的涂鸦和墙上的诗歌。我们在一起讨论土耳其东部和南部的一些古老而优美的城镇，相约有一天可以一起去那里旅行，果真那样，我就可以向安卡拉的那位女士再签署一份个人全权责任书了。
正是他这样一位穆斯林青年帮助我完成了《哈扎尔辞典》中关于土耳其部分的阅读。有时我读中文的，他读土耳其文的；在佩拉宫酒店底楼的图书馆里，我不会忘记他的陪伴。如果没有福尔康的努力，就没有土耳其部分的探询之行。
这个青年让我深深感激。我希望他读到这些的时候，不要连脖子都红了。经过二十一天一起的旅行，我知道福尔康常常这样——一紧张，脖子上就红成一片。纯洁的人会是这样的。如果我没错的话，在福尔康身上，我看到了一种奥斯曼式的旧式和煦。
致谢《哈扎尔辞典》中文版的编辑龚容。她是最初帮助我进入一本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欧洲小说中的哈扎尔世界的那个人。她帮我找最初的中文哈扎尔资料，带来《哈扎尔辞典》中文版的译者南山。她面如满月，声音清亮，与我分享我每一年前往塞尔维亚时的发现。她不会成为我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只是因为对《哈扎尔辞典》的热爱，她才如此关心我的地理阅读收获。
致谢我的编辑曹元勇。从我开始看《哈扎尔辞典》，我就得到他的帮助。他将自己相关的藏书借给我看，把他在旧书店里买到的塞尔维亚旅行书直接快递到我家。他和我一起讨论我的读书心得，那时我还不知道自己具体要写什么。甚至，他和我以及曹锦行先生一起去了土耳其。在那次旅行中，他决定我们要走一段回头路：在塞尔丘克放下行李，转回贝尔加蒙（即帕加马）去看贝尔加蒙王国公元前遗留的卫城；就是那次，我把《哈扎尔辞典》里面那对被鬼魂吞噬的情人与希腊化时代留下的古剧场，从地理上联系在了一起。曹元勇本人也是帕维奇作品的译者，因此我们可以在一起将帕维奇的所有作品融会贯通地讨论。这样的讨论对我来说至关重要。在贝尔格莱德，当我向雅思米娜介绍电邮名叫Neruda的曹元勇是位男士，令雅思米娜大感意外。
世间的变化总是奇妙，如今，曹元勇成为我这两本“地理阅读笔记”的出版人。我们坐在一起交接书稿，中间的桌子上放着我地理阅读的成果：花了九年时间的《驰想日--〈尤利西斯〉地理阅读》和花了四年时间的《捕梦之乡——〈哈扎尔辞典〉地理阅读》的图文稿。那时，我们又开始讨论下一次塞尔维亚的旅行——我们带着新书回馈漫长的巴尔干旅行，去贝尔格莱德国际图书展。接着，曹元勇将编辑过的文稿交还给我。他用红色标出的地方，就是我需要修正的地方。
说起来，曹元勇是我的朋友，早在我写《尤利西斯》的地理阅读笔记时，我就与他讨论过这种地理写作的尝试。爱尔兰是个让作家喜欢与地理缠绵的国家，从爱尔兰出发做自己的地理阅读是个好的开始。曹元勇一直是鼓励我的，而且羡慕我的自由。
现在，关于这套地理阅读的旅行文学札记，谢意致于李蔚女士，一位高个子年轻女士。关于《尤利西斯》和《哈扎尔辞典》的地理阅读得以实现，全都仰仗她的帮助。在我读《尤利西斯》时，她是爱尔兰旅游局中国代表，帮助我安排爱尔兰的旅行，一次又一次。当我开始读《哈扎尔辞典》时，她是塞尔维亚旅游局中国代表，帮助我安排塞尔维亚的旅行，又是一次又一次。甚至在两次长旅行之间，她帮助我做了我一生中的第一次度假：在海滩上只游泳、读小说，其他什么也不做。那一次我才知道，我一生中一次次独自旅行，都是学习和探索，而不是度假。地理阅读的过程，是我发现自己到底是怎样一个旅行者的过程。这个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探索，是李蔚帮助我完成的。如何感谢这个热爱文化并且从不说空话的女士，我想我就好好写一本书吧。现在，是两本书。没有她从最初到最后整个过程的帮助和关心，这样的地理阅读，即使是我这样旅行多年的人，也不敢想象。我再疯狂的念头，她也就是点点头说：好的，那么试试看咯。
正当我写作这个致谢辞的时候，李蔚刚刚从欧洲回来。她在电话里只提了一个国名，阿尔巴尼亚。我十六岁时的世界地图立刻被照亮了。在我十六岁时，整个中国没有一个人可以申请到一张旅游签证出国，远在欧洲地理边缘的山鹰之国阿尔巴尼亚就是我十六岁时所有的欧洲。这奇特的中国1970年代对世界地理的认知后面，是长而曲折的故事。
最后，谢谢我的祖国。如果没有她数十年经济的高速增长，没有她如今作为海外游客输出国世界第一，有着强大的旅游消费能力，我想也不会有我这样疯狂而梦幻的旅行。
——201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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