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圆堡
罗恩戴着一副乔伊斯式的小圆眼镜。
他闪闪发光的眼睛被镜片放大，
显出非常严正而循循善诱的样子，
全世界的教师都是这样的圣徒脸相。
按理说，一朵云没什么了不起，大西洋边上的海岛上空，成天飘浮着一万朵云。但这朵云却给予我在相同地理环境里做索引的乐趣：在圆堡平台上斯蒂芬望见一朵云；几十公里之外的都柏林城里，几小时后，漫游到多塞特街上的布卢姆遇到了这朵云；而我，在差一天就一百零九年时，作为读者的我，也望见一朵云。
平台上有云，没人。
爱尔兰面向大西洋的海岸线上，类似的圆堡都叫“拿破仑塔”，只有这里叫“乔伊斯塔”。这座圆堡由一个《尤利西斯》书迷买下，捐献出来作为《尤利西斯》纪念馆，并将二楼布置成第一章里描写过的模样。
强烈的潮湿气味从窄小的单人床的被褥上源源不绝地散发出来，也从木头桌子上摊开的一本精装书的纸张中散发出来。没有别人，所以我得以在那里读了一会儿第一章。但是坐不下来，太湿了，连纪念捐赠圆堡书迷的黄铜牌子都在墙上长出一层绿锈。
接待我的沙湾退休老师罗恩上楼来看我，他是乔伊斯协会的志愿者。他很稀罕地端详着我正在读的中文版《尤利西斯》，比我把自己安置在塔里读书还更稀罕些。“乔伊斯竟然如此国际化了。”他感慨地望着乔伊斯翻译成中文的名字。
我向他说起自己第一次知道乔伊斯的大学时代。1981年，中文系的欧洲文学史课上到现代部分，教授们都没有正式的教材，刚好袁可嘉、董衡巽、郑克鲁等几位选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在上海陆续出版，那套书就成了我们的教材。它就是带领我们走向世界文学的摩西。在介绍意识流作家的那一册，我读到《尤利西斯》中最平稳干净的第二章。
《尤利西斯》中的斯蒂芬在沙湾的学校里教书，罗恩也在沙湾的学校里教书，我大学时代似懂非懂地读过的《尤利西斯》第二章描写的正是沙湾老师在学校中。
罗恩戴着一副乔伊斯式的小圆眼镜。他闪闪发光的眼睛被镜片放大，显出非常严正而循循善诱的样子，全世界的教师都是这样的圣徒脸相。他听到我回忆1980年代初的中国中文系读书生涯，若有所思地点着头，说：“这么说，中国人还是很审慎地选择了比较干净的章节来介绍给学生看。”
但是教授在上课时说到，这本书最杰出的部分是莫莉的意识流动，那一章通篇没一个标点，模拟意识流动的状况。1980年代在中国曾与弗洛伊德齐名的心理学家荣格为这一章又爱又恨地背书，让1980年代初的文科学生都非常神往。那个时代研究潜意识的心理学家比乔伊斯更令人服膺，但当我最终读到莫莉那一章意识的奔腾澎湃，已经是1994年以后，在萧乾夫妇的全译本里。我仍能感受到里面强有力的肉欲渴念，巨大的、潮湿而温暖的心理真实感，带着令人感到绝望的沉重。
圆堡平台上什么人也没有，但天上有一大朵云等着，一百零九年差一天的一朵云，一动不动。
“这么说来，中国人是非常小心翼翼的、审慎的民族。”罗恩老师仍在体会袁可嘉选本的深意，却并不知道他在那个时代众所周知的苦衷。1980年代初，要在中国介绍《尤利西斯》，也只有用第二章来走走钢丝。
还有他那一辈在中国的外国文学教授对外国文学忍不住的关怀与使命感。那是一代令人难忘的教授们，他们从未离开过中国，却外语精湛，朗读起来没有口音。他们在闭门锁国的中国如涸泽之鱼，却承接了两次世界大战前欧美知识精英的精神气质。袁可嘉先生脸上有着温和低调却孜孜以求的微笑——那是典型的1970年代“臭老九式”微笑。他非常准确地把握了西方文学的基本思潮与写作成就，他的选本并未因为是八十年代初的版本而成为后来的井底之蛙。那套书至今仍然有用，只是变得经典了。
像我不认识斯蒂芬一样，我也不认识袁可嘉老师。
罗恩帮我打开了二楼的木门，从外面涌入温暖的新鲜空气使皮肤和肺部变得舒服了。他又到墙边打开屋顶的灯，这是老师习惯做的事，他也习惯了。
我曾希望自己能在圆堡里住一晚，从容地读完一些章节，但事实上我不喜欢海边过于咸湿的房子。
“啊，我在这里倒是住过一夜。”罗恩老师说，“修房子时需要看一下纪念馆。当时你来申请到圆堡里来住一夜，我就想，上帝呀，这个中国人把它当成巴黎的莎士比亚书店了。”
《尤利西斯》上卷，p.55
“就睡这张床？”我点点墙边那张古老的床，草绿色的床罩霉渍斑斑，似乎能拧出水来。
“不是，我住在楼下大门旁。用睡袋。”罗恩对那张床扁了扁嘴。
明白了，那里才是整个建筑里最干燥的一小块地方。
罗恩很高兴我没再继续要求住在这里。他急着回家换衣服，然后到城里伯爵北街上的馆子里，去跟乔伊斯协会的人碰面。明天对他们协会来说是一年中的大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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