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独自留在圆堡里的时候,想起自己许多年来一直把那套《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奉为指路明灯,它们一直放在我自己常用的书柜里,却一直没再细读过。它们的书页渐渐泛黄,并且长出了受潮后的黄斑。即使它们是这样难忘,但我想,自己年轻时,在十九世纪欧洲各种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小说的包围下,刚刚从经历了收听短波即为死罪的时代逃出,以那时候我精神上的饥渴和无知,大概那个分册里的大多数作品都没真的看懂。
乔伊斯、普鲁斯特、伍尔夫夫人、福克纳和横光利一,这些遥远的名字当时在《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二分册里,像太阳一样照耀过77级中文系学生的写作,虽然他们当时只是在我心中一晃而过,就像远方的霞光一样。可有趣的是,意识流的写作手法却一直都是我写作的基础,是无论如何也无法背叛的。这样看来,又好像当时是真的读懂了的。
《尤利西斯》上卷,p.143
圆堡里复原的乔伊斯塔:1904年他与朋友曾在此小住。1914年他开始写《尤利西斯》第一章时,将这里作为故事发生地。1970年代在此成立《尤利西斯》纪念地,桌上的三只杯子便是小说第一章里出现的斯蒂芬与两个朋友用的,旁边的牛奶壶里盛的就是村里不会讲凯尔特语的老太婆送来的新鲜牛奶。
与许多后来被拉美魔幻现实主义震撼的作家不一样,我的源泉来自第二分册里的作家们。许多人说到马尔克斯让他们知道小说如何开头,而我要说乔伊斯和伍尔夫夫人以及普鲁斯特让我知道小说应该如何建立空间。
袁可嘉去世的消息在报纸上只占了小小一个角落,但在我心里,却是一声巨响。
袁老师就像我照相机里平台上方的那一朵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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