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里的墓地：王尔德的同时代人，无缘于一件自由自在的天蓝色衬衣。
《尤利西斯》中卷，p.62
如果王尔德活在这个时代，他就是人们的偶像。我突然想起自己一直都没读过他出狱后发表的《深渊简》，想要找来读一下。他出狱后，在威尼斯住过，又在法国的小酒店里住过，四十六岁就撒手而去，算是坚持过唯美的一生。我想起看到他墓地的那个春天，下了一场雨，见到一个青铜像躺在墓地里。当然这不是他，但很像他。
哦，是的，我开小差了，不得不。可是，这算意识流式的旁逸吗？
然后是他——特伦斯·基利恩先生，乔伊斯研究者，一个与罗恩老师一起工作的人。他太太就是那个走在我头里的女人，头上装饰着几朵令人难忘的大红花，又穿着红花蓬蓬裙。与鲍勃·乔伊斯不同的是，特伦斯·基利恩取的是布卢姆的打扮。
他胸前的贴袋里插了一支大红的玫瑰，他花白的额发波浪形地从扁草帽下伸展出来，他的声音恢复了这一章想象中的故事性。
特伦斯·基利恩先生
下一个小时，朗读会接力到下一个时区的国家。在图书馆底楼那“有圆柱的门廊”处，我遇见我早上的向导科诺。他在灿烂的初夏阳光里手握一支冰激凌，肩上搭着浅色的毛衣。当他不手持一本绿色封面的《尤利西斯》时，他看上去就像满大街友善并带有某种爱尔兰幽默的年轻小伙子一样轻松自在。
和一百年前的描述一样，今年的6月16日也是晴朗的好天气，天上的云也如书里描写的洁白轻柔，乔伊斯说它们好像羽毛一般。想起刚刚耳畔那些尚未走远的声音，和朗读完成以后作家们向后一仰的轻松坐姿。我想，乔伊斯真的有一个强有力而且喋喋不休的伟大头脑，光是朗读和听朗读，我等都快要累死了。天蓝衬衣的“王尔德”早已退场，我想他是去喝点什么了吧。
在图书馆底楼有个永久陈列的叶芝展览，我走进去晃了一下。幽暗中，叶芝肖像还在老地方静静看着来者，他那绿色布皮子的诗集也在原来的玻璃柜子里。一切都是2009年我来这里时的模样。乔伊斯在书里来不及描写到这些。
乔伊斯与叶芝不太一样。喜欢浪漫主义的叶芝，和爱好冷静到残忍的乔伊斯，也是阅读中大不同的境界。人们很容易爱上叶芝和他的诗歌，但乔伊斯对人类的爱恨交融则要复杂得多；要能理解他的失望，甚至是绝望——不光是对在精神上饱受创伤的凯尔特后裔们，也是对整个人类的，同时也是对他自己的——才能理解他在绝望里的怜悯，也许还能用一个词：仁慈。
比起叶芝，乔伊斯更不容易。叶芝是个民粹主义者，乔伊斯是个世界主义者。在全世界都同情爱尔兰独立的心愿时，民粹主义的作家最容易成为符号，因此被同情与爱戴。但乔伊斯却纠正了全世界泛滥的感情，他正告人们：将爱尔兰文学当成文学来尊重，不要当成宣言来支持。乔伊斯拒绝成为陈情或者反抗的符号，他是一个极为警惕与冷静的作家，而且骄傲。这也许是即使当年叶芝扶持提携乔伊斯，乔伊斯却不愿意与叶芝在精神上为伍的原因。
乔伊斯更现代，叶芝更淳朴。
乔伊斯更世界性，叶芝更民粹性。
乔伊斯更冷静强硬，叶芝更一唱三叹。
乔伊斯更具有凯尔特人的精神，叶芝更具有时代性和地域性。
乔伊斯就这样领着动荡不宁的爱尔兰社会的写作者们，越过文学的煽动性、文学的服务性，越过殖民地文学的传统化与殖民化的各个特有泥沼，甚至越过民粹主义者泛滥的激情，走向真正的现代。他直面爱尔兰经过七百年殖民后委顿与躁动的心灵世界的勇气，昭示了爱尔兰人强健、深厚、而且不可征服的精神和无法扭曲的文学能力。在小说里，爱尔兰的知识分子们在图书馆里讨论着英国的莎士比亚；过了一百一十年，作家们在图书馆里朗读小说中的这一章来致敬乔伊斯。一百一十年后，图书馆遮阴又凉爽的底楼是诗人叶芝永久的殿堂；而走过圆柱，街道上满是来自世界各地参加布卢姆日漫游的读者，乔伊斯在大街上仍旧生机勃勃。在乔伊斯去世后，他书中的生命迎来了自己的时代。
《尤利西斯》中卷，p.239
阳光灿烂的街上充满夏日的欢快。一个诺拉打扮的年轻女子穿着在熏风里飘扬的蕾丝白裙走过。她经过停满路边的汽车，去听街角露天乐队的演奏。她在腋下夹着一顶宽边草帽。一百一十年前的这天下午，年轻的乔伊斯就在不远的街上遇到了年轻的诺拉。
我跟着她往前走，路过一间星巴克咖啡馆。在这优美的初夏，它门窗洞开，泄漏着磨碎咖啡豆时散发出的新鲜香气。今天，世界各地的星巴克咖啡就如在世界各个角落失根漫游的犹太人一样抹杀了地域性，它统一配方的咖啡带来的统一香味也在世界各地飘荡着，它也是气味上的尤利西斯吧。
街道隆起的坡上，露天的电声乐队发出一声鼓乐的长鸣，声音好像乌鸦一样沉重而迅疾地飞过整条站满两百年左右古老房屋的街道。这是属于布卢姆的纪念日，也是属于乔伊斯的致敬日，但电声乐队开始演奏重金属的摇滚乐，给整个街道带来突然崛起的诗意。时空各种倒错，心中各种交集，配上强劲的音乐和长啸，真是刚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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