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利先生
约瑟夫·奥康纳的朗读开始了。第十二章。巴尼酒吧里的闲聊。这里不像第八章那样描写吃喝，只说爱尔兰人闲扯的本事。无数道听途说，无数满嘴跑火车。他到底做过演员、写过剧本，读得有声有色。我一点也没猜错自己，即使用手指点着句子，也是很快跟丢。第二棒接着朗读，无数爱尔兰地理、凯尔特古词语、树木的名称、鱼市场里鱼的种类，以及1904年的爱尔兰时政与泛滥在民间的小道消息，扑面而来，发出类似赛车转弯时尖利急促的声音。的确，要是做有关索引的论文，这章很合适，甚至能做得比原文有趣；但是对读者来说，非常之“天书”。跟丢了以后，朗读声在我耳朵里横冲直撞，变成了一种有趣的韵文。我能听懂的就是它们时不时就压上一个韵脚，好像飞流直下中加速度赋予的上帝节奏。于是我收获了中文译文中完全失去了的韵脚。
此刻，生于1963年的弗兰克·奥康纳之子约瑟夫·奥康纳开始朗读第十二章开头部分的闲谈：“……一个扫烟囱的混蛋走了过来，差点儿把他那家什捅进我的眼睛里……”（中卷，p.199）
我一直觉得作家不应该朗读别人的作品，哪怕是致敬式的朗读。作家朗读的魅力在于：当他将自己的文字转变成声音的时候，那声音会有种独特性，好像是母亲与孩子之间的血缘独特性。这种感情若是由一个演员来朗读，哪怕再好，也不会具有感染力的。在聆听奥康纳朗读第十二章的时候，我感受到了一种内在的凉意。
这两位来自一个更大的爱尔兰——美国的艺术家贝里，和来自乔伊斯故乡科克的女作家哈特。当时我早已跟丢了十二章，只觉得他们也很紧张。
有趣的是在他身后出现的那张脸——穿天蓝衬衣、坐在2013年6月16日日报前的“王尔德先生”。那是一张酷似王尔德的脸。
就快轮到凯利先生了，他突然站起来问，是否能让他先去下洗手间。乔伊斯先生薄薄的下嘴唇一缩，吐出一个字：“No！”
凯利先生顿了顿，便坐下来，开始安心读书。“小个子阿尔夫·柏根踅进门来，藏在巴尼的小隔间里，拼命地笑。喝得烂醉如泥，坐在我没看见的角落一个劲儿地打鼾的，不是别人，正是鲍勃·多兰……”（中卷，p.207）
他不愧是在爱尔兰家喻户晓的演员，声音有魅力。但他抑扬顿挫的声音仍旧让我感到凉意，哪怕他特意在人物对话里带上一点爱尔兰口音，也无济于事。我继续望向凯利身后的天蓝衬衣。第九章里对王尔德的议论，在文字世界里，就发生在这个他此刻抬头仰望的空间。他在想什么呢？
我假装他们在读第九章。斯蒂芬与布卢姆在对莎士比亚的争论与闲聊中相逢在拱形阅览室里。这种假装不太费劲，因为横竖都听得一头雾水。再加上这些作家们的口音中没有太多的凯尔特口音，要说是英国作家在朗读，也应该没什么疑问。因此，连对语音单纯的好奇也被空置。
那个长得很像奥斯卡·王尔德的人甚至也留着王尔德那样的齐肩长发。他在读一份报纸，很礼貌地一片片提起来轻轻翻过，没发出一点掀动纸张的声音。
而在第九章中，1904年的读书人在谈论完莎士比亚后，开始谈论王尔德的《威·休先生的肖像》。
这个高大的人穿着一件天蓝色的衬衣，脸上很和蔼。王尔德故居对面的公园里，有一尊王尔德的彩色玻璃钢雕像，他斜倚在大石头上，穿着很正式的黑礼服。如今王尔德安息在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里，他的墓碑上至今被探访的人年复一年地亲满了口红印子，非常香艳。他现在是那最讨人欢喜的人，女人喜欢他那股挑剔尖刻、精致细腻，有时还有满满的甜蜜，没有男人通常的大意；同性恋们喜欢他的唯美口味与悲剧性。一个王尔德，一个柴可夫斯基，他们的相片，或者小雕像，在旧金山那些终日飘扬着彩虹布条的街区，就像林中雨后四处可见的水洼那样，处处在酒吧墙上或者复古店的架子上闪耀着。我在王尔德的墓碑上量了量口红印子，它们很大，很有力，应该不是普通女人的嘴唇，即使索菲亚·罗兰的嘴唇也不会这么有力量。柴可夫斯基却始终在寒冷的小城里，他的单人床很窄小，看上去极不舒服；他的拖鞋绣了花，发了黄，留着他从头到脚痛苦不堪的痕迹；他窗外的院子里长着几棵哀伤的白桦树。初冬的天色好像要出什么事一样不安又沉默，我想到在伦敦舞台上出现的野性的男天鹅们，他们在他忧郁的音乐里邪恶而优美地起舞。在我在他幽暗客厅里的钢琴旁站立的那一年，伦敦正在连排男版的《天鹅湖》，向作曲家的性取向致敬。编舞阐述道，如果你有机会仔细观察天鹅，就能发现它们的邪恶之处，或者说野性之处。他说到自己在湖边目睹过天鹅之间的战争，强有力的翅膀、突然伸长的长脖子和圆睁的黑眼珠里面射出的憎恶。“不敢说出口的爱”（中卷，p.24）——乔伊斯在第九章里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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