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非常有意义的浪漫精神荡漾在爱尔兰那个时代的文艺里，它符合年轻时代的我对自己人生意义的期望。我背诵叶芝的诗歌，倾听充满激情的小提琴，总感到全身的血液都流得快了。人在年轻的时候，只觉得生活太平淡，只向往充满激情和浪漫的、轰轰烈烈的人生，向往为一个崇高的理想完全彻底地贡献自己；年轻的时候，每个人的血都是热的，好像烈酒，一根火柴就能让它们燃烧。那时候，每个人都像叶芝那样忠心耿耿地爱上了起义者，都能背诵“有一天，当你老了，在火炉边老眼昏花”。
说起来，当我们大家心中深深浅浅地拥有这样的理想时，他在伯明翰，他们在杜塞多夫；他在海德堡，而她在西班牙的圣地亚哥。
《尤利西斯》中卷，p.387
我在上海中山西路上的红砖房子里，梳着一条马尾巴辫子。建筑师太太摸了下后脑勺，叹了声：“我年轻时代的中分长发啊。”那是伦敦街上嬉皮士的标识。
我们这一代人都曾冲上过街头，举着标语或者旗帜，反抗上一代人的谎言，或者战后生活方式，以及庆祝佛朗哥终于老死。有人在额头上扎过一条红布；有人则穿过紧紧裹住臀部、但在膝盖以下如喇叭般裤腿飘飘荡荡的喇叭裤。说起来，无论他在杜塞多夫，她在圣地亚哥，还是我，在上海，我们都有过一条旗帜般的喇叭裤。
于是，干杯，为那条喇叭裤和又直又多的长发以及和叶芝的心心相印。
当我长别了青春，才有机会夜深时坐在都柏林的老酒馆里。热烈的小提琴和忧伤的笛子轻轻撩拨着我安静的血，好像一粒跳跃着的小火苗舔着做茴香酒的小酒壶。烧热红酒，是为了暖身，也是为了将酒里太多的酒精蒸发掉。它使我想起年轻时的梦想，我的梦想很叶芝，期待自己爱上一个革命者，而且是悲剧。这次我有一个重要的不同，就是我背包里除了照相机和电话，还有一本《尤利西斯》，却没有了叶芝的诗集。
现在我们大家都是为了《尤利西斯》来到都柏林。
此时一支熟悉的前奏响彻了整栋房子。它是我上大学时听的曲子？我对正在热烈闲聊的英国人指着音乐响起的方向，一时说不出歌名，他合着音乐大力摇头，花白的头发从耳畔飞起；他用力闭着眼睛，好像要从记忆中挤出什么来：“《Dirty OldTown》！我二十岁时唱的歌！”
那也是我二十岁时唱的歌呀。1980年，我正上大学；整个中国刚刚开放大学招生不久，我幸运地赶上了，可大学却来不及为我们这届学生准备好英文课本。我父母为我找了家庭教师教英文，她是个漂亮的英文教师，翻译了《蝴蝶梦》。我每周到她家去上课，她也没课本，我们就一起听歌，默写歌词，遇到听出来但写不出的单词，她才来讲解。我在她家默写了这支歌的歌词——我听到的版本是加拿大的罗杰·惠特克唱的，一个宁静的、温文尔雅的版本，比起爱尔兰乐队的版本，他太加拿大。但是，这就是让我当年学会这支歌的声音。
那时我们大家刚刚开始能跟着“美国之声（VOA）”学习美式英语，每天晚上学校的走廊里响彻着“美国之声”播音员用慢而清晰的速度朗读马克·吐温的小说。回想起来，从那么禁锢的时代里刚刚挣扎出来的人们，好像一个大病初愈的人，摇摇晃晃地站在床边，听到清晨的晴空里传来了鸟叫声，晕眩而幸福。
“我的二十岁很不同啊。”我想这么说，可忍住了，因为我猜想退休建筑师的二十岁也是非凡的；我在心里算了下他的二十岁，那时欧洲青年正置身左倾狂飙之中。过了许多年，我知道每个人的二十岁，都是一个大时代。
歌手只唱了一句，整个酒馆就开始了大合唱，放眼一望，满店堂里都是半眯的双眼和大张的嘴巴。原来这是每个人二十岁时唱过的歌，虽然我们来自世界的每个不同角落。原来那时我们唱的就是都柏林，不管那其实是来自英国的民谣，现在是《都柏林人》那盘唱片唱红了它。它真是再合适都柏林不过了，也再合适我们这些终于来到这里的中年人不过了——
I met my love by the gas works wall,
Dreamed a dream by the old canal.
Kissed a girl by the factory wall,
My dirty old town,My dirty old town.
老运河可就是这一段丽菲河？老厂墙可就是吉尼斯酒厂外面？那么我们人生中的第一个吻是在哪里发生的呢？我的初吻发生在一个二楼的阳台上，长久以来我以为自己已经不再爱那个人了，现在想起来，原来还是爱的。
Clouds are drifting across the moon,
Cats are prowling on their beat,Spring's a girl in the streets at 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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