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夜降临，卸下盔甲，慢慢喝一杯热的白开水，坐进一团宁静里。
在北极，极夜尚未完全结束，早上八点天才亮，而天色到下午四点就暗下来。这时，我的小房间里有一片雪地反射进来的昏黄。很快，星星亮了，雪变成铁灰色，夜色覆盖天地与冰封的大洋。这里距离北极点八百英里，除了苔原，就是冰川和海水。它们本来就是静的，到深寒的夜里，更是大静。
后窗被冰雪埋住了。窗台上有一小盆默默的塑料花，因为不可向北极地区带入任何陆生植物，所以房间里只有塑料花来装点极地的冬天。我住的小房间里，还有一桌，一椅，一床，一柜。我用了多年的小随身电脑，里面存着《圣经·旧约》的朗读版，旅行时，我有时放出来听。电脑内置的扬声器并不出色，但这平扁单薄的声音却最适合调和陌生空间与自己身心的关系。这朗读声有种奇异的空间能力，令我安心保持自己，不至于为独处而恐慌。
有时候，独处的恐慌来自于将要面对自己。人总有一些巨大的问题，从小时候读童话时起，就盘桓在心中，如“我应该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呢？”这是一个永远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年轻的时候，这个问题带来了“要奋斗啊”的激励。后来，就一直被“什么是应该？我又做错了什么”的疑问跟随着。面对自己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屋外是从未有人踏足过的永冻荒岛，岛外是千万年冰封的蓝色冰川，这里是世界上最孤独遗世的地方。北极暗夜驱赶着人蜷缩进一个温暖的小空间里，像蜗牛安心地缩回到它的壳里，将本可伸展的软体曲里拐弯地安置下来。那个软体，是旅行者在温暖而灯火灿烂夜晚里的猎奇心。它原是一个人旅行想要满足的基本欲望。所以，在北极的旅行更像是放逐自己。其实，这更是一个人旅行想要满足的深埋于心中的欲望。对日常生活的背叛总埋在世人心中，在北极，它浮上了心头。
我坐在唯一一张靠背椅里，靠在我换下的黑毛衣和黑色冲锋裤上。所谓冲锋裤，是防水防寒的棉裤，仔细穿戴好，它便能保护我又干又暖地在没过膝盖的雪地里走几个小时，即使滚在雪里也无碍。所谓卸下盔甲，不光是脱下防水防寒的长衣裤与笨重的鞋子，用热水将身体冲得柔软暖和，驱赶留在体内的寒气，并安静下来，断绝了闲聊的愿望。人在旅途中总有小孤独，这漆黑的夜晚能将孤独放大到极致，赶走日常生活留下的所有烟火气。因此，卸下盔甲，还要让在嘈杂中紧张的心松口气，能把心打开。心虽然在自己体内，但却是一样最不受控制的器官，如一个少年般敏感独立，人根本奈何它不得。
夜里唯一的声音，是电脑在缓慢朗诵《创世记》。那声音似乎更是在解释这个世界的秘密。这是一种放弃了任何努力的解释，不征服，不窥探，不占有，弃绝任何欲望。世界的真相就这样安静地大白于天下。
我出生在一个无神论者的家庭，十九岁才开始阅读《圣经》，但此后，却总未停止对信仰的探索。我希望自己获得信仰。有时进入圣公会教堂参加礼拜，后来又常参加福音教堂的礼拜五查经班讨论，但漫长的岁月中，我发现一直都在信与不信中犹豫摇摆，难以确定。其中，最不能确定的，就是耶和华在七日中造了世界。但在北极这样的蛮荒之地，我却时常想到《创世记》。原来将它当成神话传说来看，如今听着再干净不过的男声朗朗读出世界的被造，光的来临，亚当一家颠沛流离的生活，巴别塔，洪水和鸽子，这些事，在冰雪之间，竟呈现出了寓言式的真相。这真相，即人并不是世界的中心，这个世界并不是围绕人而运转，它自有自己的中心所在。
温水顺着喉咙来到体内，顺理成章的。
我想着人在自然中的本分，好像并不惊奇。我只是为自己的不惊奇而感到惊奇。
我的文化背景，大多与文艺复兴运动的成果有关，少年时代读的小说，青年时代使用的哲学，听的音乐，还有无数出自意大利人之手的油画与大理石雕塑，我的文化基督徒倾向，我的文化背景中，有米开朗基罗式的写实主义和波提切利式的温情。这些明亮的部分一直都像阴沉海岸线上的灯塔，与我心中黯淡孤寂的广大水域形成反差。实际上，人大概更是令自然反感的动物，因为他心中充满狡计，他不能甘愿如雪，树或星光一样安静地生存与消失。
人心中总是充满喧嚣，不能不征服，不能不窥探，不能不占有，不能没有欲望。想起我第一次到纽约，在圣诞节点灯的晚上去曼哈顿岛。和我一起去的朋友，本是个隐居在新英格兰乡村的高中老师。走在灯光璀璨的街道上，远远看见洛克菲勒中心前的那棵圣诞树，他突然说：“每次走到这里，我都觉得自己应该努力挣钱，都觉得钱的好处。”
此刻，灯火璀璨的曼哈顿岛真是遥远。
我在北极。它强烈的冷，无法抗拒的黑和弃绝人烟的洁净，让我变得顺从。在这里，似乎能感受到世界自身的逻辑，如光运行在渊薮之上。暗夜的庄严有由衷的安适妥帖，并不令人害怕。这大概就是上帝之土。我不知道为什么在美景如画的地方，甚至在存放圣母乳汁的教堂里，或者展出耶稣受难衣的教堂里，我从未像现在这样感受到上帝的存在。在冰雪重重围困中的小屋，犹如圣马可修道院中安洁利科修士的密室那样密闭而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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