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在现实中的机舱里，我的邻座是一位年轻的塞尔维亚足球裁判，他帮我把我的大衣放进放置随身行李的行李仓里，而把他自己的外套挂在椅背上，他的外套上别着一个FIFA的圆徽章。即使我们只谈论了一小会儿我正在读的书，他也知道《哈扎尔辞典》，因为他中学的语文老师让他们班读这本书——即使是这样，我也知道马苏迪在梦里追逐的正是合罕。而且，他也就要因此遇到一个塞尔维亚人了，那人即使在梦里也是勃朗科维奇。
小说里的人物总是转世了又转世，小说里的空间也总是不停地倒错于不同的时间带来的不同空间里，好像走马灯一样流转着。可真相还是隐隐约约露了出来。十七世纪时编撰过《哈扎尔辞典》的军官阿勃拉姆·勃朗科维奇在二十世纪的故事里变身为诺维萨德大学的哲学教授苏克博士，而这个人，如果联想到帕维奇博士，他们的身份同是诺维萨德大学的同事，1982年时也在首都有座母亲仍住着的老宅，那里也常常高朋满座，他们本人都是左撇子，都熟悉小提琴乐谱，也试图从考古学的角度来找到哈扎尔捕梦术的蛛丝马迹，也去了伊斯坦布尔的酒店开会，也喜欢那里的古董气味，甚至也对旧佩拉区的点点滴滴了如指掌，甚至也在一家匈牙利人开的店里为一把小提琴讨价还价，那么，这个苏克博士即是帕维奇本人。
如此去想，《哈扎尔辞典》其实是一本以一个塞尔维亚人的转世为线索的小说——以从伊斯坦布尔出发去多瑙河流域打仗的阿勃拉姆·勃朗科维奇老爷为始，以从诺维萨德出发去伊斯坦布尔开国际学术会议的苏克博士为终。这个塞尔维亚人总是与伊斯坦布尔纠缠不清，在他心目中那座城永远不是伊斯坦布尔，永远都是东正教的世界首都君士坦丁堡。他的生活总是围绕着哈扎尔人留下的辞典，一世一世再一世，从未停歇地奔忙。
所以帕维奇才会说，作为一个作家，他出生在两百年前。
可是，真的，伊斯坦布尔并没有一座叫金斯敦的酒店；在小说里，这是转世而来的哈扎尔人与魔鬼们在八十年代聚集之处，一家位于伊斯坦布尔的酒店。
我在这座城市里走来走去，打探询问，查了又查，找到了加拉它塔附近小说里阿勃拉姆·勃朗科维奇老爷住的房子的各种残迹，十九世纪的一场大火后，木头房子早已消失殆尽，但是去卡拉柯依村的小巷子里还能找到它的踪迹。
我也找到了阿勃拉姆·勃朗科维奇老爷买到《哈扎尔辞典》的靠近埃及市场的那个旧书市，它还在原处，清水滴落在古老的石头水池里，仍旧发出古老而清冽的水声，虽然伊斯坦布尔大学历史系的教授Özgür Kolçak指出，阿勃拉姆·勃朗科维奇的随从不必到埃及市场这里的旧书市来买《哈扎尔辞典》，在加拉它塔里，十七世纪时就有一个外国人常常光顾的旧书市。但我还是去了半岛上的那个旧书市，连着问了好几家旧书摊，有没有《哈扎尔辞典》，居然卖书人犹犹豫豫地说，似乎我们有过，让我到仓房里去查一下。有个女人查到了，遗憾地摇摇头说，卖出去了，塞尔维亚作家的那本书对吗。在伊斯坦布尔的旧书市里，帕维奇的《哈扎尔辞典》，就是那本传说中的《哈扎尔辞典》了。
甚至，我沿着摩拉瓦河谷去一一寻找魔鬼画的湿壁画，我细心地找着那些古老壁画旁边的记号，小说里提到，那就是魔鬼留下来的记号。我找到十七世纪奥斯曼士兵在神像脸上留下的泥巴团，也找到十九世纪一个匈牙利士兵在壁画下刻下的名字，还找到1850年有人用古老的基里尔文字刻下的一句话，居然现在大家都看不懂基里尔文字了。这就是帕维奇在小说里控诉的魔鬼记号吗？这实际上是对塞尔维亚文字拉丁化的投诉吗？
甚至，我在路过西南部的深山与百合谷的时候，探问过波希米亚森林的芬芳到底来自何方，人们说，在现实中，春夏之交的森林芬芳，来自于六月森林里的椴树开花。我也在小说里提到的山毛榉树下坐着，听着云雀的叫声，读完《哈扎尔辞典》里的绿书，以马苏迪的故事为基础再读红书和黄书里的捕梦故事，心里容易聚集起一种特别的情绪，温柔与悲伤混合一处。
甚至，当仰面望到晴空中大朵的云彩飞奔向后的时候，我也问起，是否云朵归去的方向，是塞尔维亚的南方，正如小说里所写过的那样，当奥斯曼军队前往战场时，帕夏和他的军队一路向北，而天上的云却向他们身后的南方飞奔而去，“好像奔向他们的回忆”。
小说里的那些好故事，好场景，好句子，甚至一个好词，我想自己都小心翼翼不曾错过，可是，我怎么也找不到伊斯坦布尔的金斯敦酒店。我只是在加拉它塔附近，旧时勃朗科维奇老爷和随从马苏迪住的地方附近，找到了佩拉宫酒店。我在那里感到一种奇异的熟悉，当一个穿黑色制服、戴黑框眼镜的女侍者来为我送一壶热茶，镀银的铜茶壶柄被她周到地用一只黑丝绒的小口袋套着，防止我烫着了手指。我望着她在1892年的黝黯茶厅里显得格外白皙的手指，觉得自己看到了六根手指，那曾经是小说中魔鬼的象征。但是佩拉宫酒店从未叫过金斯敦这样一个英国气息浓郁的名字，它是伊斯坦布尔最老的西式酒店，从来就叫佩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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