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我路过一个酒馆，绕过它拦在人行道上的黑铁栅栏时，看到栅栏上方竖起的尖角上被人倒插了一只褐色的空啤酒瓶，红色的酒标乍一看好像红灯一样。任何时候都有无所事事的男人倚靠在酒馆外面的砖墙上，令人不舒服地张望着行人。爱尔兰的酒馆里还是一大早就挤满了喝酒的本地男人，在科克码头旁边的酒馆里，甚至高威海边的酒馆里都是这样。伦敦德里城里的酒馆更是这样。经历了用土豆酿烧酒的过去，人们似乎都遗传了好酒量。
在亨利街的一座大厦墙上钉了一块圆形的纪念牌，纪念乔伊斯早年在这里投资茶叶进出口商号。当然，这是作家早年失败的几桩生意中的一桩。6月16日的太阳照耀之处，一个穿了白色蕾丝长裙的年轻女人慢慢经过。她亚麻色的长发在两鬓各自款了起来，形成两个发髻，好似照片上的诺拉。她的同伴也梳着与她相似的发型，但穿着紫色平绒的齐腰短外套和灰蓝色的薄呢长裙。在我看来，她们身上唯一不合适的地方就是单肩女式背包——1904年的女士们用背包吗？那似乎是一种现代职业女性式的装备。背包的细带子拉歪了她肩上的蕾丝布，整条长裙在她身上就有点拧着，不安宁。6月16日，在芬恩旅馆的红砖墙外与乔伊斯一见钟情的诺拉小姐，当年是这样向玛利街走去的吗？站在乔伊斯的角度想想，这样的形象似乎太独立与自私了。
有人握着一朵雏菊，花朵在细长的枝条上摇晃个不停，好像沙湾昨天的雏菊一样。这些女孩是康米神父祝福过的、出来与文森特幽会的女孩吗？全都穿着“轻飘飘的裙子”（中卷，p.85）。
玛利街上拥挤的人群里出现了几顶高帽子，用白色无纺布做成的高帽子。这些人身上挂着百货公司大甩卖的纸板广告牌，红扑扑的脖颈上吊着广告牌的细绳子，细绳子显得他们年轻粗壮的脖子上的皱纹又深又宽，那是与年龄无关的凯尔特皱纹。凯尔特血统容易在脸上和脖子上留下皱纹，面颊和眼角上也是，就像韩国人遗传大圆脸，蒙古人遗传细小并眼角上扬的丹凤眼那样。
他们在人群里慢慢走到玛利街尽头，又原路折返回来，向奥康内尔街的方向走去。
其实，这不算布卢姆日的特殊装束。至今在欧洲各大城市百货商店附近的街上，有时还能看到这样的活动广告人；在纽约也有这样的人，甚至在曼哈顿的老百货店大堂里都有。但他们比起苹果手机巨大的户外广告来，有种温文尔雅的古意。
走回到亨利街的尽头，有间总是人潮汹涌的货币兑换小店。这种即时货币兑换的小店总是开在商业街里，汇率比银行要好些，旅行者大都喜欢到这里去换钱。我在那里用两张五百元的港币换了欧元；等待的时候，吃了一块柜台上放的硬糖，薄荷味的。大多数人都换美元，即使不是美国人，在世界各地旅行的游客们长久以来也已习惯带硬通货旅行。
奥康内尔街的格列沙姆酒店门口停着一辆冰激凌车，穿无领衬衣的年轻人和戴蓝色宽檐草帽的年轻女子正在旁边吃冰激凌。他们的朋友站在一边谈笑，他有一身乔伊斯打扮：窄檐黑缎带的男式草帽，一套浅色条纹亚麻布便装，淡黄色的马甲，后背一定是由一块淡金色的绸子做面子的老式样。他也戴着眼镜，手里握着一只烟斗，散发出维也纳烟丝甜丝丝的气味。这家酒店是布卢姆前去参加葬礼时，在马车上路过的酒店，也是《死者》中的主要人物加布里埃尔和葛莉塔晚上下榻的酒店。
站在冰激凌车旁边远远望向右边，帕奈尔纪念碑就在尽头了。纪念碑前狭长的空地上正有一队书迷小组松松地围拢在一起，听另一位金发向导朗读书中的段落。那里还有一个戴有面纱的女帽的中年妇人，庄重地站在金发向导身边，微垂着头谛听着，看上去非常像一位来自美国中西部的中学文学教师，打扮却是按照康米神父在街上第一个遇到的议员夫人来的。
这天，作家的作品与他所在的城市间那种互相营养、相映不朽的关系，在都柏林得到最直观的体现。乔伊斯与他创造并描写的世界——无形的精神世界与有形的地理世界融汇贯通，早已逝去的时光与靠文字创造出来的人物在新旧斑驳的城市里栩栩如生。二十世纪初的意识流作家似乎总是充分理解自己的意识流动与真实存在的地理世界之间有着不容忽视的联系，福克纳和他笔下的小镇、卡夫卡与他家小巷外的山顶城堡都是这样。意识流作家打开时空与意识世界的时候，似乎需要一个现实世界作为零坐标、作为镇纸、作为单反相机里镜头后面的那面小镜子。
现在呆板附庸的乔学家会引用乔伊斯的话，来证明他其实热爱都柏林。乔伊斯说过，如果有一日都柏林被炸毁，人们将可以根据他作品中对都柏林的诸多描写分毫不差地重建它。但在我看来，这种结果更像一种意识流的写作风格：精准写实外部世界，为描绘人物心灵世界里无时不在的意识流动提供了足够巨大的空间，好似一条辽阔的河床，意识在其中奔流不已，但总也不会泛滥成灾，不会淹没读者的理解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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