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说乔伊斯是为了爱都柏林而写，不如说他是为了让从奥德修斯到布卢姆的丰富人类历史、让爱尔兰七百年殖民以来形成的丰富民族性、让十几种欧洲语言与典故承载的隐喻与多义有足够大的空间无限互文、无限生义。无限互文、无限生义是他这样的作家对自己将要流芳百世的作品至上的期待。他也许没那么在乎都柏林，他更在乎自己创造的天书。
这一百多年来，意识流总是被人们定义为打通了现实与内心的界限，为文学寻得另一维的自由空间；但在我看来，这种打破，正是以同时对地理世界有尺一般精准的现实描绘为手段的。这是写作手法上的技术性工作。
那些漫游的人们，穿着1904年书里人物衣衫的人们，吃了一肚子书中早餐和冰激凌的人们，身体在街道上东游西荡，心灵在意识中追波逐浪。他们似乎是在都柏林重温布卢姆想过什么，其实他们自己的生活此刻正在都柏林的街道上闪烁不停，如浮在水波上的光亮。他们的脑子里想到了多少自己、他们各自的过去和现在，在散步中再现于陌生城市的街道树荫下。此处咖啡的香气、大西洋岛国初夏烂漫的草木香，与我自己小时候在家乡夏天一盘除虫菊蚊香的气味勾连一处——意识流就是能给予读者这样漫游的可能性。
而像我这样的中国作家，十九岁时开始接受意识流的创作手法，就如接受整个失而复得的世界那般，无条件接受；在6月16日的都柏林街头，更是漫游在自己喜爱的意识流写作手法之中。
这种写作手法，在都柏林是埃克尔斯街和乔治教堂、圆堡和格拉夫顿街的古老商店、穿白色蕾丝长裙的年轻女人和透过草帽缝隙的缕缕阳光，以及汹涌的心理世界。在我写作的上海故事里，是汹涌的历史与现实层层叠加在人物静默的心灵世界中；是外滩那座绿色塔顶的1929年的摩天楼和堤岸上的陈毅市长铜像，汇丰银行大楼门庭里的大航海时代马赛克壁画和四爪雪亮的英国狮像；是西洋画先驱颜文樑故居的玻璃柜角落里，一只二十世纪初来自苏州老家的苹果，他母亲临终前给他的最后一只苹果——颜文樑一直随身带着，直至自己去世。
在眺望摇曳不定的雏菊的时候，我意识到原来自己的写作可以上溯至此。
真是荣幸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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