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酒馆
2007年夏天到都柏林，我在背包里放着《尤利西斯》上册和笔记本以及铅笔盒，出门去找公爵街。
那天下着雨，手里的地图因为受潮变得软绵绵的。拿骚街，格拉夫顿街，公爵巷；然后，公爵街。远远看见都柏林文学酒吧之旅路线里的公爵酒吧，外墙上有幅大店招。然后，就看到贝利饭店的青绿色门面，与街对面的戴维·伯恩咖啡馆小小的门脸前，黑色铸铁矮栏杆里被雨淋湿的褐色桌椅。
伯顿饭馆似乎已销声匿迹，但按照地理位置，想一想19号与21号之间的距离，也可能换了个名字，然而仍旧是家饭店。戴维·伯恩咖啡馆仍旧是老名字，里面仍保留着布卢姆喜欢的曲线。柜台上也有个似乎是戴维·伯恩的中年男人，“脸色红涨得像鲱鱼似的。微笑使他的鼻眼显得那么饱满”（上卷，p.325）。当然，他不是。
当然他不是乔伊斯的朋友。不过这家已经有120年之久的咖啡馆一直牢牢站在短短的公爵街上，从一家来自威克洛郡的小伙子开的咖啡馆，成为如今都柏林最着名的文学咖啡馆，甚至自己颁发一项文学奖。
“下午好，女士。”他乐呵呵地在柜台后面问候我。
“一杯红葡萄酒，奶酪三明治，blue cheese。”我照着书上布卢姆的单子点餐。
他笑嘻嘻地用“早知道”的神情点了点头，从柜台下抽出一只褐色的托盘放在柜台上，啪地放上一小碟生菜沙拉，然后舀了一勺浸泡得亮晶晶的意大利渍橄榄放在菜上。
然后，他在三明治上挤出一粗条辛辣的黄褐色芥末，用锯齿刀啪哒啪哒地抹匀了，覆上长着蓝菌的忌司，“仍旧是意大利的blue cheese。”他微笑一下，索性满足我所有的想象。
下雨的下午，“戴维·伯恩”店堂里没什么人，正好落坐在拱顶下的卡座里。对面有个老太太端端正正守着面前冒着热气的咖啡。老派欧洲人的吃相，是把烘热的司康饼小心咬过，放在咖啡杯上点一点，不叫点心渣散落在桌子上。她不是大鼻子弗林，但仍旧非常亲切。
接着读《尤利西斯》第八章，依旧存在的店堂和食物让一切变得亲切。2007年，我第一次在都柏林读完《尤利西斯》。对大多数人不能读完的天书终于产生了亲切的感情，就是在戴维·伯恩的店堂里，在一杯葡萄酒和一杯黑啤酒以后。我至今记得，那时自己是如何惊喜地端详着在自己心里渐渐成形的亲切，小心翼翼地剔除这里面1980年代文科生对阅读能力的虚荣，看看自省以后，这样的亲切还剩下多少。
《尤利西斯》上卷，p.319
忌司散发着臭脚丫子气味，和乔伊斯在书里写的气味一样。但红葡萄酒的酸味将忌司里的鲜味。在口腔里综合成一股别样的清新柔和。布卢姆真是个有血有肉有传统的男人，虽然隐忍着妻子不忠的不快，也有对海滩上的格蒂意淫的猥琐快感，可无论如何，都抵不过他无法与吃相丑恶的人共用一个屋顶的自尊。这种忍无可忍，让布卢姆成了个口味不差、底线不低的人物。
有时，吃什么与怎么吃，这种与七情六欲相伴的真实口味真能将人分成三六九等。
有趣的是，这布卢姆在家里自己烤羊腰子吃的时候，好的是那股夹在肉香中的臊气。他让我想起鲁迅的阿Q。从那一刻起，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将乔伊斯与鲁迅比较：他们都是医科生，都在祖国的动荡之中成为作家，都为人为文尖刻，创作的都是本民族亲切却可鄙的男人形象。
忌司的气味类似中国江南蒸双臭出锅时的气味，吃口也是一样的鲜美浊重，长久地留在口腔后段的上颚上。我们在江南，吃完蒸双臭后，喝什么清口回甘呢？想了想，大概是新龙井吧。
比起布卢姆，阿Q鄙俗和脸谱得多，这是我为鲁迅深深惋惜之处。若是鲁迅当年有乔伊斯的自许，也远离祖国，专心写作，他至少可以将一本《阿Q正传》从容写成一部长篇小说。过去许多年后，鲁迅这样做显然更必要，更是一个作家的本分。
公爵街很重要。
都柏林文学酒吧之旅从公爵街的公爵酒吧开始。在二楼坐定后，向导会先给大家演一小段《等待戈多》。这也是当年《外国现代派作品选》选入的作品。弗拉基米尔和埃斯特拉戈在一棵枯树下等待戈多。一个小孩每天来告诉他们一次：戈多今天不来，明天也许要来。他来吗？他不来吗？故事就是在两个人不停的闲扯里焦灼地走下去。1981年的外国文学课上，以每个上海学生的阅历，无人怀疑这是个悲剧。但在都柏林，人们叫它喜剧。
然后走向三一学院，在院子里，向导为我们朗读一段奥斯卡·王尔德的《温夫人的扇子》（王尔德是这里毕业的学生）。我第一次来三一学院时也是六月，下雨。但在离开时雨就停了。好像有个小声音在叫，回头去看，看到一道彩虹，瘦瘦的彩虹。这是来自爱尔兰最古旧的诺言：上帝允诺你一定会再回此地。
如今在三一学院旁边的酒吧里，我喝了另一杯黑啤酒，和2007年在“戴维· 伯恩”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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